天津市教科院学报

期刊导读

岁月如痕

来源: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【在线投稿】 栏目:期刊导读 时间:2020-10-17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。每当春节,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一句,父亲要是活着,该多好!

那是一个少雪的冬天,干冷。困卧在癌症病房的父亲特别想吃一口西瓜。“我再犯一回错误吧。”父亲嘟哝着,颤着手写下一张纸条,拜托一个老同事开个后门,让弟弟骑车跑了半个天津城,最后在十三经路冷冻库,花七毛钱买到三斤半的一个冷藏西瓜。那年头,这绝对是一个病人的奢侈享受。娘加着小心切成两半,用小勺着,往父亲嘴里喂。“那半拉,给对过。”父亲努嘴示意,娘立刻领会。

对过的李大爷两天后就走了。又过了七八天,父亲也走了。

那一年,是我北大荒知青生涯的第九年。深秋,正被大学招生改革的消息激励鼓舞着,上天给了我十几天的时间回津陪伴父亲。“父病危”的加急电报一连来了三封,我才从连长那里告准了假,蒙头涨脑六神无主地一路到了家。望见床头脸色蜡黄的父亲,明显消瘦了很多。看见他的大儿子赶回来,父亲原本绝望的眼神陡然生出来些许的自信,尽力笑着跟我说话,向我讲述从发病、骑着自行车自己去医院检查、症状如何急速的不好……娘先前就悄悄告诉我,实际上,已经确诊了,特意瞒着父亲。我刻意分辨着父亲的讲述,一边闪烁其词说些劝慰的话。心底里,明明白白地知道,父亲分明早就知道了真实的结果。全家人为着父亲,父亲也为着全家人,就这样互相打着哑谜。同时,娘和弟弟妹妹发疯似的四处求医问药。当天安排去见名医检查,我坚持不让父亲再坐自行车的后架,要出租汽车!那时天津市唯一的一家国营出租车公司离我家很近,我登门要来一辆小吉普,不止昂贵的租金,而且车身哗啦乱响,以为是从朝鲜战场运回国的战利品。

我们面对着父亲,还有一个大大的哑谜,就是我考大学的事情。我一边拜托连队战友替我先在黑龙江报了名,一边悄悄送信给天津教委,争取进天津市的考场。结果虽收到回信,却是决绝的“只能在户口属地报考”。十年“文革”,高考歇菜,良机降临,家父如斯。

直到父亲住院的前几天,兵团战友信告我被准考。全家传阅那信,最后传至父亲手上。大妹要给父亲读,父亲不肯,让大妹扶他缓缓抬起身子,靠稳,自己抓起老花镜,借着床灯读那信。我们忐忑地望着他,少顷,才轻声说道:“回去考吧。”那信从父亲手指间滑落,我没有勇气直视父亲的眼睛。父亲的心,我懂的;我的心,父亲懂的。

我回黑龙江的火车就在父亲住院当天,因为绕道去三姨家取一套考试复习提纲,很晚才急匆匆赶到医院。父亲刚刚换上蓝色条格子的病号服,由娘搀扶着,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,迎面撞见我,就急了:“你怎么还没走!别误了火车。快走快走!”还摆着手,好像要推我走似的。说罢,竟自弓着背转身去了。我嗫嚅着,说不出话,傻傻站着,眼见父亲那蓝条格子的病号服一摆一摆,消失在走廊昏暗灯光的弯角处。

这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背影。

父亲从小教导我们: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。”时不时的,还像私塾先生一样打手板,厉害的是抄起娘量衣服的竹尺,三下过后,手心通红。记忆中的罚站,也是有的,还有“站直喽”一类怒吼。

我读高一那年,父亲特别高兴。说是我上学路远,花五十元给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。后来,又花七十元换了一辆好些的二手飞鸽牌自行车,旧的他用。我知道,这两项投资几乎是父亲和娘一个月的总收入。

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时候,我正面临“小升初”,底下挨肩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。都是长身体的时候,粮食定量供应,食堂米饭推行“增量法”。凭新生儿的出生证供给两斤鸡蛋,高价两块一个的鸡蛋上自由市场也难买着;五六元一斤的“高级点心高级糖”吃不起了;雪上加霜呢,山东老家来信,说眼看饿死人了。春上青黄不接没钱买粮断了顿儿,到秋收,工分不够社员得掏钱给队里。父亲说,他的大嫂早年服侍爷爷奶奶拖着一家老小不容易,现在咱还有点儿条件,得管他们。就断断续续往老家寄钱,一年百余元,一连寄了三年。

家里日子立马吃紧。娘把白菜疙瘩掺着蒸窝头,每餐四份,一人一份儿,我这个老大也没有优惠待遇。一顿接一顿的高粱面窝头吃得人人大便干燥,弟弟蹲在茅房想出高招:“来人哪,来一碗白开水!”买一小包粗制饼干是特供两个妹妹的,锁在放钱的抽屉里。四岁的小妹从幼儿园省下半块儿面包回家,双手抱了一个晚上睡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