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。每当春节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一句，父亲要是活着，该多好！

那是一个少雪的冬天，干冷。困卧在癌症病房的父亲特别想吃一口西瓜。“我再犯一回错误吧。”父亲嘟哝着，颤着手写下一张纸条，拜托一个老同事开个后门，让弟弟骑车跑了半个天津城，最后在十三经路冷冻库，花七毛钱买到三斤半的一个冷藏西瓜。那年头，这绝对是一个病人的奢侈享受。娘加着小心切成两半，用小勺着，往父亲嘴里喂。“那半拉，给对过。”父亲努嘴示意，娘立刻领会。

对过的李大爷两天后就走了。又过了七八天，父亲也走了。

那一年，是我北大荒知青生涯的第九年。深秋，正被大学招生改革的消息激励鼓舞着，上天给了我十几天的时间回津陪伴父亲。“父病危”的加急电报一连来了三封，我才从连长那里告准了假，蒙头涨脑六神无主地一路到了家。望见床头脸色蜡黄的父亲，明显消瘦了很多。看见他的大儿子赶回来，父亲原本绝望的眼神陡然生出来些许的自信，尽力笑着跟我说话，向我讲述从发病、骑着自行车自己去医院检查、症状如何急速的不好……娘先前就悄悄告诉我，实际上，已经确诊了，特意瞒着父亲。我刻意分辨着父亲的讲述，一边闪烁其词说些劝慰的话。心底里，明明白白地知道，父亲分明早就知道了真实的结果。全家人为着父亲，父亲也为着全家人，就这样互相打着哑谜。同时，娘和弟弟妹妹发疯似的四处求医问药。当天安排去见名医检查，我坚持不让父亲再坐自行车的后架，要出租汽车！那时天津市唯一的一家国营出租车公司离我家很近，我登门要来一辆小吉普，不止昂贵的租金，而且车身哗啦乱响，以为是从朝鲜战场运回国的战利品。

我们面对着父亲，还有一个大大的哑谜，就是我考大学的事情。我一边拜托连队战友替我先在黑龙江报了名，一边悄悄送信给天津教委，争取进天津市的考场。结果虽收到回信，却是决绝的“只能在户口属地报考”。十年“文革”，高考歇菜，良机降临，家父如斯。

直到父亲住院的前几天，兵团战友信告我被准考。全家传阅那信，最后传至父亲手上。大妹要给父亲读，父亲不肯，让大妹扶他缓缓抬起身子，靠稳，自己抓起老花镜，借着床灯读那信。我们忐忑地望着他，少顷，才轻声说道：“回去考吧。”那信从父亲手指间滑落，我没有勇气直视父亲的眼睛。父亲的心，我懂的；我的心，父亲懂的。

我回黑龙江的火车就在父亲住院当天，因为绕道去三姨家取一套考试复习提纲，很晚才急匆匆赶到医院。父亲刚刚换上蓝色条格子的病号服，由娘搀扶着，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，迎面撞见我，就急了：“你怎么还没走！别误了火车。快走快走！”还摆着手，好像要推我走似的。说罢，竟自弓着背转身去了。我嗫嚅着，说不出话，傻傻站着，眼见父亲那蓝条格子的病号服一摆一摆，消失在走廊昏暗灯光的弯角处。

这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背影。

父亲从小教导我们：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”时不时的，还像私塾先生一样打手板，厉害的是抄起娘量衣服的竹尺，三下过后，手心通红。记忆中的罚站，也是有的，还有“站直喽”一类怒吼。

我读高一那年，父亲特别高兴。说是我上学路远，花五十元给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。后来，又花七十元换了一辆好些的二手飞鸽牌自行车，旧的他用。我知道，这两项投资几乎是父亲和娘一个月的总收入。

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时候，我正面临“小升初”，底下挨肩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。都是长身体的时候，粮食定量供应，食堂米饭推行“增量法”。凭新生儿的出生证供给两斤鸡蛋，高价两块一个的鸡蛋上自由市场也难买着；五六元一斤的“高级点心高级糖”吃不起了；雪上加霜呢，山东老家来信，说眼看饿死人了。春上青黄不接没钱买粮断了顿儿，到秋收，工分不够社员得掏钱给队里。父亲说，他的大嫂早年服侍爷爷奶奶拖着一家老小不容易，现在咱还有点儿条件，得管他们。就断断续续往老家寄钱，一年百余元，一连寄了三年。

家里日子立马吃紧。娘把白菜疙瘩掺着蒸窝头，每餐四份，一人一份儿，我这个老大也没有优惠待遇。一顿接一顿的高粱面窝头吃得人人大便干燥，弟弟蹲在茅房想出高招：“来人哪，来一碗白开水！”买一小包粗制饼干是特供两个妹妹的，锁在放钱的抽屉里。四岁的小妹从幼儿园省下半块儿面包回家，双手抱了一个晚上睡着了。